村民自制土炮轰拆迁队续 留遗书让儿子继续维权

6月8日，杨友德称自己只想要按政策该得的补偿。本报记者 吴江 摄
6月8日，杨友德爬上自己的“炮楼”，演示自制土炮的使用方法。本报记者 吴江 摄

　　在杨友德家周围，四处都贴满了标语，内容全部和维权有关。

　　56岁的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
视频：村民自制土炮轰退拆迁队 自称非钉子户 来源：江西电视台《新闻早报》
　　在他的家里，摆着物权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书。很多条款，他能全文背下来。

　　为了留下证据，他和村里负责人的谈判，他都会记下要点。而他说，他最核心的证据是“法律政 策”。

　　他喜欢用维权、话语权、平台，这样的词语。

　　他会说维权比生命还重要。当他的妻子说，害怕报复时，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时候了，还考虑 这个”。

　　他说他妻子动不动就哭，就担心。5月25日，用土炮“开始打”施工队之前，妻子浑身发抖。他说不要怕。 他的亲戚们都作为他的帮手，负责打110求助。他说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拿烟花打过仗，他不想连 累亲戚。

　　他已经能很精确地使用礼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礼炮会有怎样不同的射程。他说这 些都是练出来的。

　　当他站在吊楼上，演示他如何对付来施工的队伍时，他说，有时候站在那上面，他也发抖。他不知道接下来的 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来，是伤了别人坐牢，还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 只能拼了”。

　　我不要消极抵抗

　　新京报：什么时候决定造这个土炮来保护房屋？

　　杨友德：2009年12月份，他们通知我说要强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京报：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办法？

　　杨友德：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 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

　　新京报：你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你呢？

　　杨友德：我觉得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难受。我不是消极的，我曾经 想到过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杀，我不会杀我自己。

　　外面强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迁人。轮到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 不想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用礼炮？

　　杨友德：我们这个家庭兄弟六个，没有进公安局的犯罪记录，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违法的，不敢干 。烟花，我估计还打不死人。

　　我们既要守法，又要保护自己，就要会想办法，看到利害关系。这个火炮不指望保护，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 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

　　新京报：想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就几天时间就想出来了。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办法。礼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 有情的时候是为了欢迎，有气的时候是用来对付。

　　他们强大，我们弱小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办法管用吗？

　　杨友德：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 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

　　新京报：遗书的内容是什么？

　　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拿 回我们应得的钱。

　　新京报：写遗书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杨友德：我是为了防止万一。人到了50多岁，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坏。遗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 生的。

　　新京报：你说让他依法维权，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法维权吗？

　　杨友德：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 常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

　　杨友德：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

　　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 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稍有不慎，会死人，这样就犯法了？

　　杨友德：对。我想过。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仍然会揭露他们办事不公 。到时候我起码有说话的机会，比自杀强。

　　只想阻止他们

　　新京报：那个吊楼有多高？

　　杨友德：本来是三米，后来我为了对付他们，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报：那么高是为了�望吗？

　　杨友德：不仅仅是为了�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轻易把我从高空打下来。我在高空有砖头，有石灰，也有烟 花礼炮，居高临下，可以抵抗。

　　新京报：有几箱烟花？

　　杨友德：两箱，48响。在房子里我还准备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亲兄弟来了可以拿起 来和他们打,coach outlet。

　　新京报：打炮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杨友德：瞄准他们，调整礼花弹的高度和角度。那个时候脑子里是空白的，就想着打炮。我好歹是个初中生， 50多岁的人了，我始终记不起我发了多少炮。

　　新京报：打炮之前会有什么准备吗？

　　杨友德：我有一个喊话器。我打之前会喊，我正在向你们开炮，希望你们不要再进攻。我说这些，是希望伤亡 能减低到最小。

　　如果他们停止，我绝对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冲着人。情况太危急，我为了镇住他们，一进入火力范围我 就开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处，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伤人。我用礼炮，一个是希望他们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来。

　　真正打的时候不害怕

　　新京报：5月25日那次冲突，持续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从下午三点到五点。直到他们最后一个人都撤走了，我才下来。事后我很高兴，我既没有伤到人，土 地和房子也保住了。

　　新京报：这是唯一一次用吊楼打炮吗？

　　杨友德：是的。2月6日那次，虽然也用了礼炮，但是用手推车，而且不是一个炮一个炮单放，是一起放，一 会就打光了。结果被他们抓到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研究了策略，炮要分开打，人要在高处。一个战斗，什么细节都要考虑。

　　说实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命贵，他们怕死。我命贱，不怕死。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如果他们不 怕，我十个吊楼也会被他们拆掉。

　　新京报：你不怕死？

　　杨友德：不是不怕死。是只有不怕死，才能破釜沉舟。

　　新京报：如果还有下一次呢？

　　杨友德：有下一次我还会这样守着。把我的烟花没收了，我就去买。如果他们逼我逼到最后，我也只能照着人 打。我没有办法。

　　新京报：你平时每天都呆在这个吊楼上吗？

　　杨友德：外面有亲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机在挪动，我得到这个信息，就会24小时呆在上面。吃 饭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觉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

　　新京报：站在吊楼上往下发射炮，是什么样的感觉？

　　杨友德：打仗没开始之前，有点害怕。但是真正开始，就不害怕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就是要守住我的 家。能守一分钟是一分钟。

　　我是打完了才后怕，想着早点结束这种生活。

　　保护好现场才有话语权

　　新京报：这一二十亩地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友德：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来源，太重要了,mbt online。没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头要饭。

　　新京报：你想要的是什么？

　　杨友德：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农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没有 意见,cheap louis vuitton handbags，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不这样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抢。我一个人去偷去抢，法律可以来制裁我。大家都去 这么做，这会是个社会问题。

　　农民靠土地生存，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这个要求。我不多要，按政策给我应得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杨友德：我们想过很多。用烟花是唯一的。第一，他们强大，不阻止不行。他们给我的是霸王条款，没有谈判 的平台，没有我的话语权。第二，不守住，将来是一分钱得不到。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依然认为 这是唯一的。

　　我和他们讲过理，也上访过。

　　新京报：没用吗？

　　杨友德：我不能再上访，我去上访，房子和土地就没了。只要一个小时，整个地就挖平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守住。我跟他们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保护现场才有话语权。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访，人家跟我要证据。我的证据呢？证据被推平了，谁承认？

　　新京报：尝试过去法院吗？

　　杨友德：法院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没有钱，打官司要诉讼费，我拿不出来。我也跟他们说过，让他们去告我。 我是被告的话，我就不用拿诉讼费。但是他们不告，我也没办法。

　　新京报：你还相信法律吗？

　　杨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条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执行的不对。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没勇气 ，心中没有底，法律和政策让我心里有了底。

　　我不是暴民

　　新京报：你说你觉得自己不是钉子户？

　　杨友德：我不是。我觉得钉子户是想多要。我不是，文件规定多少我要多少。我是农民，我希望按政策补偿我 。我所有的行为都是维权。

　　什么叫钉子户？门上没有眼硬往里插，那是钉子户。我是门上有眼，有政府规定的条条框框，我按规定插上去 。我怎么能叫钉子户呢？

　　新京报：你采用这种方法不怕有人说你是暴民？

　　杨友德：我不同意。一个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产生的环境。我不是强买强卖，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 我不是多要，我不是暴民。

　　还有人叫我刁民，我也不是刁民。我要回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并没有把别人的东西抢为己有，我 不是刁民。

　　新京报：在整个过程中，你绝望过吗？

　　杨友德：伤心有过，绝望没有。大家明明是一样的人，却同地不同价，我会觉得伤心。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房前屋后贴了很多标语？

　　杨友德：这是我发泄内心压抑的一种方法。

　　我“投降”没有出路

　　新京报：对这个事情，你最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杨友德：我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然后我好好活着。如果是这样，我就去买台电脑。我听说网上很多人支持 我，我以后也要上网支持别人。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友德：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官方说我是个刁民。老百姓说我是个好人。我靠土地吃饭。我不贪国家的 任何费用，我没有任何违法记录，我还送孩子去了军队。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倔强吗？

　　杨友德：我就是一个农民。农民是朴实的，这是堂皇一点说，其实就是说，农民是比较愚笨的。

　　新京报：你们村子里大部分人最终还是同意了补偿标准，为什么你一直要坚持？

　　杨友德：有两种情况。完全靠土地为生的家庭，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抗争的。有的人不抗争,mbt shoes clearance，因为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农业人口。也有很多人后期“投降”了。但是他们投降了都有一些出路。

　　我百分之百是农业人口，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而我“投降”没有出路。

　　他们把我当作鸡，把群众当作猴子。我以前上访投诉过他们。他们是把我杀了给别人看，所以我 没有选择。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能守多久？

　　杨友德：不知道。有一天算一天。现在有媒体关注，总比原来强。

　　本报记者 张寒 武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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